■王福禄

       四十三年前（1979年）的今天，正是十五岁的我备战高考的日子。这之前两个月，有一更重要的事要做：“选报”。当时有两个选择，即：“大专”、“中专”。两者是不可兼报的，虽然考试时间有先后，也不敢违规，否则要取消任何一方录取资格，广播中是有报道的。在当时农村人们还普遍对之认识模糊的情况下，邻居一大伯懵懂的说了一句：“谁好谁歹咱不知道，反正庄户人明白整砖（大专）就比半头砖（中专）好，整砖是‘材料’，可以派大用场”。说实话，恢复高考制度第三年，小学到初中都是在“文革”时代度过的我们这一代，考什么都没有把握，但不管考上什么，都可以不再吃窝头而能吃上馒头，这大概是当时对考上学成为城市户口与考不上仍是农村户口的比较中最大的差异，也是当时多数农家子弟刻苦进取的最大动力。
       报什么更有可能考上谁也说不准。这两年， 村里最有可能考上的公认的“高材生”，77年报考了中专没能如愿，后来听说大专更好考，第二年改报了大专，结果可想而知。年届八旬、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参加过“广州起义”的爷爷，亲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竟然没有对自己当时唯一的孙子的“终身大事”表现出热情。还是当时在“公社”供销社当会计的父亲的话最有权威：“就报大专”。我心下暗想“与我成绩差不多甚至比我好点的可都报了中专”，嗨，不管怎么说，反正两者考取的机会都不多，大专考不上至少比中专落选还有点面子。最后在班主任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不解的目光下，填报了大专。做出这一选择，在当时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在这前后，班主任和其他任课老师在课堂反复说过，要正确选择志愿。“有的同学报中专也许有点希望，报大专就……”，老师没有把“没门儿”说出口，我总觉得老师说的就是我。这也难怪，因为1978年，全一中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初选”也才不过两名，最后可能只有一名被当时的“北镇师专”录取。善良的老师也愿意自己的学生能更多一个考出去。
       七月七日这一天如期而至，前几天，母亲早多给了几斤粮票，是为了考试三天能不再吃粗粮，以增加一些营养。那时不管家中还是学校，很少有镜子，人们只能从别人看你的表情中，读出自己面色的变化。我估计自己当时的形象是：个头矮小、面色黒黄、稀疏的黄头发向上竖着，脸上灰尘肯定少不了，因为在一中读书那十一个月中，在学校没有洗过一次脸，印象中“饭前洗手”也没有几次。因为那时取点水可太困难了，只有到一中伙房门口大口的深水井中提一点，水桶、绳子还要向伙房的师傅借，再说一个宿舍几十人也没有1—2个人有脸盆。当时住校的学生都是吃这一口井的咸水，双职工老师吃水是在荷花湾一甜水井中用推车绑上铁桶推水。这种提水推水的活我是干不了的，因为当时身高1米54、体重82（市）斤（这还是上大学体检时的数据）的我，还没有这个实力。应该是饮水的原因，从考入一中开始，就有“拉肚子”的毛病，每天2—3次大便，“事前”腹痛、蹲厕时间长。这若赶在考场上可是件大麻烦事，浪费时间不说，据老师介绍考场纪律时说：考试期间借口出来“解手”是要被取消考试成绩的。考试第一天考场上就有便意，硬给顶了回去，今天再不能出茬子。早饭是不能再吃了，干脆空着肚子进了考场。
       那时为了避免学生考试期间“中署”，考前监考老师每人发一包“仁丹”，吃下去爽口清凉很有效果，殊不知空腹“吃药”是要刺激胃肠的，果然数学考试期间，腹内阵阵疼痛、“嗞嗞”作响，接着频有大解的便意。天气热、考试紧张，再加上身体的“内乱”，大汗很快就出来了，估计当时脸色也肯定很难看。监考老师很快看出了问题，几次走过来站在我身旁：“怎么啦？”“还能行吗？”恍忽间甚至有几次交卷放弃的念头，一看到其他同学埋头拼搏的样子才又回到现实中来，理智告诉我这是准备已久的正式的高考，是近十年“寒窗”的考验。考试结束的铃声终于响了起来。说来奇怪，经过上午的“折腾”，近一年“拉肚子”的毛病居然好了。现在做了医生的我才知道，应该“人丹”有消炎作用，空腹吃下去尽管头2—3个小时胃肠有刺激，可更能发挥疗效。午饭比往常有胃口，下午和第三天上午的考试经过十分顺利。
       总算熬过了这三天。
      “漫长”的等待更折磨人。肯定是紧张的备考、高考大伤了“元气”，在家等待成绩的日子里，居然吃了早饭就犯睏，迷迷糊糊睡到中午胡乱吃点东西接午觉。原指望我高中毕业回到家干点农活减轻一下负担的叔叔纳了闷：“云龙这孩子咋得了”。紧张备考的半年中，最疼爱孙子的奶奶不止一次说过：“实在不行就算了吧，可不要累坏了脑子不划算”。性格倔强的我也许太专注于练兵、模考，竟没能理解老人的话。
       村里报考中专的同学考取的喜讯传开了，我比人家考试还早几天，怎么还——今年肯定是不行了。身心极度疲惫的我回家再次倒在了炕上。近十年的“寒窗”苦读、亲人的殷切期望，眼泪不知不觉流了出来。
“考上了，福录，考上了”，邻村考取的同学满头大汗闯进家中，面对满脸疑惑的我说：“司家小春从阳信回来捎了话，你考的比他还多，快借辆车子去阳信一中拿成绩去”。
       我们十二人，是从劳店“公社”中学选拔考进县城一中的，十一个月以前，只去过一次阳信县城的我，领着另一个从未去过县城的同村同学，每人背了一书包“干梁”和一书包书，摸黑起早步行赶奔二十几里远的一中考试。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决定不走“正道”，漫坡地里向着西南方向而去。太阳终于出来了，渐渐可以看见皮鞋厂的水塔，有了县城这一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做向导，脚下的步伐加快了许多。又累又饿，两脚露水泥鞋的我们刚到一中门口，竟劈头被早已等急了的、满脸通红的班主任一路训斥、连拖带拉送进考场，原来考试铃声早已响过，就差两位很有希望“考上”的“好学生”没有来到.。现在想来这其实是生平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如果不是这一次顺利考取，绝不会有我们日后分别考取大、中专，因为留在原“公社”中学同级的两百多名同学，有的还经过了复读，也仅有两名女同学考上中专。
       填报志愿也颇具戏剧性，我们几个同学说不准“本科”好还是“专科”好，被咨询的一个老师的解释也没能使我们弄明白。“专科应该更好，专门、专业、专家，甚至‘又红又专’都带‘专’字”。
       为了节省来回十几元的路费，父亲只送我到济南，然后坐上通往学校所在地的汽车。在长途汽车站新生接待站，听惯了鲁西南方言的学校老师，怎么也听不懂操鲁北口音的我的解释，只把我当成陪自己哥哥或姐姐上学的“弟弟”，好在我背过身去很快“咬”开缝着上衣口袋的缝线，从中拿出《录取通知书》，才算打消了她们的疑虑。最后还是教体育课的班主任李克荣老师，将我的相对“过大”的被褥卷背着放到床上。
       对啦，我当年的高考分数是：语文66、政治67、物理72、化学53.5、数学26，这一年据说最难的是化学，其次是数学，没有那一番“折腾”，以我的成绩数学也肯定考不到50分。总分284.5分的我，报好了也许能读个本科,这年本校一同学考分280分，录取在当时的山东农学院（本科）。那年山东省的“初选”分数是27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