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新芳

       初夏的周末，二哥打开电动卷帘门，缓缓地把汽车倒到大街上，枣红色的电动汽车驶离我的视线。二哥把在济南工作的大侄女送到汽车站，傍晚再去送读高三的小侄女。二哥今年五十岁了，头顶和鬓角又新增了不少白发。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接送在外求学的我和大哥。如今，仍然要接送他的女儿们。从村庄到县城，从县城到村庄，为了我们的远行，他一次次往返于这一段路程。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像一道闸门瞬间打开，无数个画面蒙太奇似的呈现在我的眼前……

       雪后的田野空旷而辽远，淡黄色的阳光懒散地铺在平整而洁白的麦田上，反射出亮晃晃的金光，刺得人的眼睛痒痒的几乎流下泪来。路上交错着各种花纹的车辙，被压实的雪与泥的混合物黑乎乎的，使原本并不平坦的土路一棱棱的，又硬又滑。一头体形健硕的黄牛拉着一辆地排车，匆匆地迈步前行。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坐在车辕上，脸上挂着羞涩而灿烂的笑，手握一杆短短的小皮鞭，不时地挥舞一下，吆喝一声。车厢里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手里提着大书包，她的身旁躺着一口袋面粉。这个场景犹如一幅久远的画，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个少女就是去县城读高中的我。
       恍惚间，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我觉得二哥送我是很自然的事，甚至是他应该做的事。至于二哥的心情，我却浑然不知。直到今天，我才幡然醒悟，二哥只比我大两岁，他也应该和我一样去学校，而不是每天守着土地和牛过日子。他送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呢？他笑容的背后可曾隐藏着难以言说的心酸？他是不是羡慕我可以去上学，责备自己早早地离开了校园，而在外人面前刻意伪装乐观呢？可是，小学毕业后的他很坚决地脱离了校园，在父亲严厉的棍棒与呵斥下，仍说出了决不后悔的话。父亲无奈地同意了。
       十三岁的二哥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仍在发挥着最后的能量，每当夕阳的余晖在绿色的田野洒下片片金光，一个身材单薄的少年赶着牛车匆匆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他不时地关注着路况指挥着牛的脚步，与相遇的乡亲欢快地打招呼。春种秋收，耕地拉车，都是二哥与牛相依相伴的身影。他和牛一起无怨无悔地为家庭负重前行。
       我读初一时，学校要求勤工俭学，每个学生割多少斤青草，交到学校晒干后卖掉充当班费。二哥骑着自行车，后座坐着我，旁边绑着一筐青草。我们穿行在碧绿色的乡野，二哥骑车技术娴熟，带着我和草筐并不吃力，但是炎热的天气和奔波，额头的汗水顺着红红的脸颊流下来。班主任过称后，二哥把满满的一筐草倒出来，皱着眉头对我老师说道：“她自己打（割）不了这么多，这些都是我给她打的！”语气里既是心疼我，又有埋怨老师的意味。老师讪讪地笑着说：“她年龄太小了。”我羞愧难当，我只割了一小筐草，大筐的草是二哥喂兔子的，却充当了我勤工俭学的任务。
       从初中到高中，二哥为我送面、送钱、送衣物，接送我，一次次地往返于村庄和我的学校之间。父亲在我们的村子当民办老师，时间上不那么自由。大哥和我上大学之后，每次放假，不管是接还是送，都是二哥的活儿。冥冥之中，二哥分担了父亲的责任。地里的农活，二哥分担了一大半，我们初中和高中的学费，大学的生活费，他都付出了一半的心血。
       不管什么时候，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要供应一个大学生都是很艰难的，何况我们家有两个。为了贴补家用，二哥垒了简易的多层兔舍，养了五十多只长毛兔。他每天割草喂兔，给兔子剪毛，打防疫针，向邻居取经引进种兔，忙得团团转。每当我们放了暑假，二哥就托在城里工作的堂哥找活干，多数是通下水道、挖地下管道等体力活。正值盛夏，室外温度四五十度，二哥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铁锨早出晚归，汗湿了衣衫。那时候二哥十八九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为我们的未来铺就了一条平坦的路，从没有一句怨言。
       有一年春节后，我是正月十六开学，大哥则是十五开学，父母与大哥都问我愿意俩人一起走吗，而我却想在家过完十五再走。二哥始终一言不发，他默默地骑着自行车，十五那天把大哥送到汽车站，第二天又沿着同一条路送走了我。那时候没有羽绒服，没有机动车，二哥不喜欢戴帽子，只围了一条厚点的围巾。他的耳朵冻得通红，耳廓边沿结了痂成了酱紫色，他的手指红肿，裂开一条条血红的口子。可是他面对我，却总是洋溢着灿烂而亲切的笑。此时的他，又隐藏着怎样的心情呢？我们都飞走了，只有他守着土地和家园，他是否带着深深的失落与遗憾回到家，面对父母却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只有在某个失眠的深夜才独自暗暗垂泪呢？
       我参加工作之后，二哥结婚了。由于二哥善于管理，不辞辛苦，还有倔强、不服输的性格，庄稼的收成都很好，梨树结出的鸭梨个儿大，卖的价钱也高，家里的日子好过多了。我说，你为了供我们上学，受这么大的累，多干了多少活啊！他淡淡一笑说，我受累是为了我自己过得更好啊，每个人的命都是不一样的。每到采摘鸭梨的时节，我都回家帮忙，二哥早出晚归，摘梨卖梨，忙得昏天黑地，吃不好睡不好，他却整天喜笑颜开，和乡亲们、雇工们开玩笑说趣事，毫不计较苦累和汗水，总是保持乐观的心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二哥买了农用三轮车。每逢雨雪天气，二哥不论有多忙，都会开着农用车，拉着我的自行车和我，把我送回县城。尽管繁重的劳动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但是我一旦用到他帮忙或者接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十年前，二哥盖起了小型养猪场，养了五六头母猪，四五十头小肥猪，二哥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几年后，为了给猪买玉米方便，二哥买了一辆客货两用的五轮柴油车。去年，又花了五万多元，买了一辆漂亮的电动汽车，来县城方便多了。
       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我的家乡有上坟的习俗，我们这一辈兄妹五家人都从不同的城市赶回老家。大堂哥说，幸亏你在家了，不然老人去世了，找谁来安葬呢？我说就是啊，我们都回来了，去找谁呀？我们不就没有家了嘛！
       常听人说，父母在家就在，可是父母不在了呢？有兄长在，家就在。虽然在城里住了二十多年，但总感觉心是飘着的，只有在老家，我的心才是踏实的。二哥给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家。因为农村的家才是我们的根。
       前几天，小侄女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两个侄女考上的都是全省排名前十的大学。二哥二嫂用半生的辛劳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功不可没，该是此生无憾了吧！
       从青葱少年到知命之年，二哥一直奔忙于我们旅途的起点和终点，陪伴我们往返于村庄与城市之间，这是必不可少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段旅程。他在这周而复始的奔走中消耗了青春，仿佛他的一生都将奔走在亲人的生命里并倾尽所有。因为他始终在我们身后，默默地负重前行。